1946年李兆麟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，发现时双眼圆睁，行凶者最终命运如何被揭晓？
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，奉命北上的苏联红军刚踏进哈尔滨，国民党军统特务就已把目光锁定在中共干部身上。在一份秘密电报里，戴笠圈出几个人名，其中排在首位的，就是年仅35岁的李兆麟。
这位出身辽阳农家的青年，在关东大地上摸爬滚打十五年，先后在珠河、汤原、小兴安岭率游击队与日军周旋。隆冬零下四十摄氏度，他带兵钻雪林，生火都要埋进雪坑里；缺粮时靠马铃薯皮和树皮充饥。到1943年，抗联3路军已所剩无几，李兆麟却硬是护着伤员突围，靠“打一枪换一个山头”的办法保住了火种。
抗战胜利的钟声刚落，北满分局成立，陈云点将：“兆麟去哈尔滨，负责对内外的交涉。”他扛起行囊就走，从枪林弹雨的山林走进谈判桌，身份却没能挡住暗处的瞄准器。军统东北站长张渤生“研究对象”时列出四条：敢打、能说、熟悉苏军、群众面广——任何一条都足以构成威胁。
最初的几次行动并不光彩。铁路拦截、深夜伏击、盛宴投毒，全打了空。李的警卫纪律森严，哈尔滨地下党又警觉，特务网频频露马脚。挫败之后，接手指挥的余秀豪换了思路：不再硬碰，而是钻进李的交际圈。“先让他喝一杯茶”，对外，这是最普通的客套；对暗杀者，却是密码。
1946年3月初，市长公署秘书孙格龄手握最后一根“钓线”。这位有着混血面孔的青年游走商界与官场，只用一句“商谈赈济”就打动了李。3月9日午后，李骑着那辆旧自行车，轻装赴约。门口的警卫远远看见他挥手示意，没敢跟。后来想起这几分钟，人人都说，如果当时坚持陪同，悲剧或许不会发生。
昏黄的客厅里，茶水递过来，略带苦咸。李放下杯子，目光警觉，但毒素已入喉。混乱中，他仍拔刀反击，高庆三被划伤，屋内血迹斑斑。刺客最终七刀封喉，孙格龄负责指挥掩埋证据，尸体被塞入床下。陷阱合拢，门窗复又紧闭，外面的街巷一片宁静。
夜色降临，李未按时返部，值班员几番呼叫无果。钟子云立即报请苏军宪兵队配合搜寻。3月10日凌晨，十几辆卡车疾驰到水道街。军靴踏上木楼梯时，屋内尚有余温。搜查队砸开卧室，军大衣下露出熟悉的衣扣。马亮扶起遗体，止不住地喊：“老李，到家了。”
噩耗震动整个北满分局。次日，哈尔滨各界数万人自发列队，送别这位抗战名将。与此同时，东北局签发通缉令，凶手名单自冰城飞往各铁路枢纽。公审未到，风声却已传遍黑土地。
军统的东北网从此一夜溃散。阎钟章逃往天津，仍在车站被认出；高庆三换装潜行，只撑到1948年便在长春陷落；南守善辗转沈阳、锦州，1949年秋终被就地正法。余秀豪和孙格龄乘机逃向台湾，从此行踪成谜。张渤生因“协力不力”被押上海，1962年病死狱中。
在追捕进行的同时，东北各城市迅速建立公安保卫系统，清剿特务网络。档案显示，仅1946年至1949年，哈尔滨一地便破获敌特案件两百余起，缴获电台近百部。李兆麟的牺牲，反而使新的政权提前完成了安全机制的磨合。
回头看，李兆麟的一生横贯两个战场：一个在枪口下的冰雪深山，一个在谈判桌旁的硝烟暗影。他倒在春寒料峭的哈尔滨，却让敌人的阴谋生生断线。历史没有因为子弹而停顿，相反，它在血迹尚未风干时，开始悄悄改变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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